本文成文于2009年初，未发表。

故事总是循着超乎人们想像但又合情合理的逻辑发展着。

国际资本流动大逆转，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是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大背景

宽松的货币和强劲的扩张性财政是09年中国经济的主题

廉价的要素投入意味着资本将获得最为丰厚的回报

顺周期行业的表现将优于大市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效率和收入分配，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松货币、保民生、破垄断是中国政府的最佳政策组合

过去二十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主题之一，恐怕就是中国迅速地工业化和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循环之中。当中国无穷无尽的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之后，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潮水般涌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无形而又强大的经济力量不仅拧转着国际经济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它所带来的工业化红利也得以被全世界所分享，这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就是美国消费者。来自中国的大量廉价商品压制着美国的价格水平，使得美联储能够多年保持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引起通货膨胀；泛滥的货币刺激了经济增长，美国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于长期繁荣，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生活方式导致巨额贸易赤字，同时中国也积累了庞大的对外债权。

然而，一旦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开始减速，农业不再是工业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部门，四处民工荒频起的时候，一段美妙的故事也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了。中国产品不再降价或者开始涨价，中国需求和泛滥的美元刺激着投机者的想像力和胃口，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逐渐抬头，随即引来全球央行协同性的货币紧缩。美国人无法还债，资产泡沫破灭，全球资本、商品大循环被打破，经济危机不期而至。

    显然，当中国的农业部门已经没有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持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大循环的时候，无论美国人多么聪明和有创造力，无论美国的制度如何先进和有包容性，美国都不可能再以积累债务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美国人必须减少支出，增加储蓄。而如果美国不以恶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来降低债务水平，未来几年中国的总需求就必须大于总供给，资本将流回中国为贸易赤字融资。

    虽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解体，农业不再有无穷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但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仍然存在：工业化将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方式继续进行，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仅进行到中场，大戏仍在继续，风景这边独好。短期来看，外部需求减弱减少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使中国面临通缩的压力，中期来看，却能起到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减少中国经济发展成本，压促中国经济结构由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的作用：中国将会面临一次进口商品价格低廉，消费占比提升，产业结构成功转型的机遇。大洋彼岸发生的故事似乎要在东方重演一回，而其结局如何取决于中国在经济危机关头的政策选择，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好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福利的问题。

    为应对外部需求减弱，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缓解就业压力，08年四季度中国政府就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贯穿09年的主题：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产业政策鱼贯而出，国有（控股）企业竞争优势大大加强；信贷投放猛增，利率被不断压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介入：一手抓住银行，一手抓住国有企业，背靠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政府有充分的资源和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09年底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政府的预定目标，那说明政府对经济情况认识不足，用力不够，而不是做不到。

从贷款数据来看，08年11月到09年2月的信贷投放就已经体现出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刺激政策的有效性，给出了中国经济快速反弹的强烈信号。扩张财政支出和增加信贷投放很有可能能够抵消外需减弱和房地产僵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拖累，中国经济有可能与美国脱钩，一枝独秀；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保持5%的中速增长，A股市场走出独立的上涨行情，站上4000点完全可能。而一旦通缩压力解除，货币政策必然会有所收缩，债券市场将不会有更多机会。

由于中国的专业分工尚处于初级阶段，劳动力同质化严重，又逢通货紧缩压力，再加上制度性因素，劳动力在产出中的报酬比例有可能进一步下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资金成本；在保证经济增长第一的大环境下，土地，环境成本都难有提升空间；进口原材料价格又处于近年来的低位；再加上政府不断减免税费：显然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将获得最为丰厚的回报，成为中国政府反危机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换言之，投资于股票，现在是好时候。

    当外部原材料价格降低，国内又通过各种产业政策加强领先企业的竞争优势、削弱行业竞争的情况下，顺周期的基础原材料行业表现将优于大市。与之相反，由于消费者的收入增速不高，占国民收入比重有限，特别是中国庞大的出口部门主要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分布于消费品行业，或者能够迅速转移产能到消费品行业，再考虑到前期消费品行业的乐观预期已经大部分体现于股票价格上，消费品行业反而可能没有太多机会。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不提高微观经济效率，政府反危机措施的巨大成本将由未来的纳税人承担，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可能难以消化诸如银行坏账、社保账户空洞、财政赤字、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各种累积的公共债务和社会负担，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一大隐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是靠农村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使农业能够释放大量的劳动力到工业部门；第二阶段是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得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农业劳动力迅速向工业转移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但是由于中国压低要素价格的制度性因素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形成了低消费、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结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加强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提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等措施进一步削弱了资源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单位资本投入创造的就业岗位逐年减少。如果有人有兴趣核算一下政府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包括每年的税费、国有企业垄断利润，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灰色的资源租金，政府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和发钞收入等等，那一定是惊人的数字，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不可估量。

可以说，今天的外部需求一减弱中国就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正是十多年前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而今天的反危机政策也一定不能成为明天经济发展的重负。从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慎用强化国有企业地位的产业政策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政策，宁可忍受稍低的经济增长率以着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福利是更好的选择。优先使用货币政策，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农地充分确权，加强公民对基层财政支出的影响力等制度性改革是可以考虑的政策组合。

宋啸啸

2009-2-12